葡萄和葡萄酒东传华夏 （星空侃酒二）

我国原有野生山葡萄，古籍中称作“薁”、“蘡薁”、“葛藟”等。最早的文字记载当属《诗经·豳风》：“六月食郁及薁”。今天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偏僻山区，野葡萄还呈天然分布状。东北地区叫阿鲁木，山东叫燕磊、葫芦塔，浙江叫孛桃，还有些地方叫毛葡萄、藤名、木龙等等名称。人们采集来或酿酒，或当药材，或作为改良葡萄品种的砧木。

西汉及之后文献资料中，葡萄称为“蒲陶“、“蒲桃”、“蒲萄”等。司马相如在《上林赋》中谈到，当时皇家花园上林苑中把葡萄列为“奇树异草”的观赏植物。这观赏植物来自西域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张骞出使西域时，发现新疆和中亚地区广种葡萄，并以“蒲陶为酒，富人藏至万余石，久者数十年不败”，他“得其种还……中国始有。”可知我国最早引入欧亚种群葡萄，并酿之成酒的地区是新疆。传说底开以努斯国王曾经派使臣到大食，重金购来一些优质大粒葡萄品种，在吐鲁番地区推广种植。从吐鲁番出土的东晋时期墓葬里，发现有不少葡萄果穗、枝条，墓室内绘有庭院葡萄的壁画。

葡萄传入内地后，很快被人们普遍接受，酿造葡萄酒技术也悄然兴起。东汉末年汉灵帝时，扶风人孟佗一心上爬，给当权宦官张让献上一斛葡萄酒，竟然换取了个凉州刺史的官职。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特别爱吃葡萄、饮葡萄酒。他说葡萄“甘而不饴，酸而不酢，冷而不寒，味长汁多，除烦解渴。又酿之为酒，甘于麴蘖，善醉而易醒。道之固已流涎咽唾，况亲食之耶。他方之果，宁有匹者？”

到了唐朝，葡萄栽培已经相当普遍，葡萄酿酒业也得以广泛发展。长安城内外不少酒肆以经营葡萄酒为主。其中业主多为西域少数民族，他们还效法当年的卓文君，由胡姬当垆持酒。文人仕宦常出入其间，一边饮用葡萄酒，一边论经谈史、诵赋吟诗，是当时市场经营的一大特色。《全唐诗》中吟唱葡萄酒的诗人数十人，诗歌近百首。如：

王绩的《过酒家五首其三》：

“竹叶连糟翠，蒲萄带麴红。相逢不令尽，别后为谁空。”

李白的《襄阳歌》：

“……遥看汉水鸭头绿，恰似葡萄初醱醅。

此江若变作春酒，壘麹便筑糟丘台。……”

王翰的《凉州词》更是千古绝唱：

“蒲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

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”

魏征公务之馀以酿酒为乐，唐太宗李世民就写诗《赐魏征》：

“醽醁胜兰生，翠涛过玉薤。千年醉不醒，十年味不败。”兰生和玉薤都是隋朝时的名酒，醽醁和翠涛就是魏征酿造的葡萄酒名。

公元640年，兵部尚书、大将侯君集攻破高昌，把那里的马乳葡萄带回长安，种在御苑。唐太宗“得其酒法”，亲自参与酿制了“凡八色，芳香酷烈，味兼醍醐” 的葡萄酒，赏赐群臣，千古传为美谈。

在长期生产实践中，葡萄栽培技术和加工技能不断提高。两千多年来在引进外来优质葡萄品种的同时，劳动者还培育出500多个新品种。北魏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系统总结了葡萄栽培、修剪、防寒、摘取、晾干、贮存、加工等方法。元代的《农桑辑要》、明朝徐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等众多农书、医书、工艺学著作都积累、总结了大量栽培、酿制经验。

种类繁多、风格各异的葡萄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定居华夏大地，遍布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，丰富了我们的生活，装点了祖国的山河。

但由于气候、土壤等自然条件和灾荒、战乱等因素，葡萄在我国只能作为水果而不能成为主要农作物来经营。还由于中国白酒一直处于中国酒类的支配地位，葡萄酒没有发挥如法、意、西、葡、美等欧美国家那样的主导消费作用。

唐代以后的种植、酿造业发展缓慢，近于停滞。近代爱国华侨张弼士先生引进欧亚亚种优良葡萄品种，在胶东开辟葡萄园，用科学方法酿制葡萄酒。100多年来，我国的葡萄酒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变化，但与国外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。这与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趋势是不相符的，应引起高度重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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